艳阳送暖，岁末的北京宛如春日。
身着浅灰色套装，头戴一顶金色生日帽，方汉奇缓步走上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北大厅的红色讲台。台下掌声如潮。
“今天，按日历算，是我100岁的生日。”他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小生日，但凑了个整数，算是一个年头。”
他将自己的一生轻轻带过：“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是普通的教学工作，无非是年头长一些。”微微一顿，他接着说：“有很多做得不到之处，还得请学生们老师们多指点、多批评、多帮助。”
掌声再次响起。在满堂的注视中，他站在那里，像一棵安静的树，年轮里刻着一整个世纪的沧桑。
这一场方汉奇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75年教学及研究思想研讨会，被冠以“致敬宗师·薪火相传”之名，汇聚了新闻传播学界、媒体和师生代表。
方汉奇先生百岁华诞暨从教75年教学及研究思想研讨会举行。
烽火求学路
生于1926年12月27日的方汉奇，童年笼罩在战火与动荡中，小学到中学，竟辗转了14所学校。这种独特的求学经历，让他在体会家国艰辛的同时，早早接触到广阔的世界。
高中时，为办壁报而关注时事的他，开始系统收集旧报纸，梦想能像邹韬奋、范长江那样，“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1946年，他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课余仍流连于旧书店，继续淘换旧报。毕业后，他虽无缘记者梦，却有幸受邀进入新成立的上海新闻图书馆，毕竟这份工作“也跟新闻有关系”。
在那里，他3年读完27000余份《申报》，摘录了两万多张卡片。为编著《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一书，他跑遍了上海所有图书馆。题写书名的严独鹤，时任新闻图书馆主任，相当于主持馆务的常务副馆长。严独鹤之孙严建平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方先生去北京工作时，我祖父在他笔记本上题词，方老保存至今。”
1953年，方汉奇离沪赴京任教，临行前，严独鹤在纪念册上题写赠言。
风雨砺初心
1953年刚到北京大学时，中国的新闻史领域处于“开荒”状态，连一本通用教材也没有。起初上课效果不理想，方汉奇还被学生提过意见。他于是边备课边讲授，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挖掘史料，让泛黄的老报纸、旧信件重新“开口说话”。他的研究方法，用12个字总结就是“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历经近三十年积累，他出版了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视为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后又一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但方汉奇说：“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个小丘陵。”
从1951年起，方汉奇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据人大学生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仅少数高校设有新闻专业，以人大和复旦两家影响力最强。当年课堂里常有外校老师前来进修取经，由他们再将火种播撒到各地，方汉奇正是重要的播种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也是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者。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著作，形成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框架。他发起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是国内唯一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会，历任会长多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持续推动下，新闻传播学于1997年被评定为一级学科。
方汉奇在京报馆旧址。
薪火传学脉
长达75年的从教经历，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与学术发展的“活档案”。研讨会上，多位学界同道表达了敬意。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卓南生视其为“有正气的史学家”，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新闻史学界的骄傲。
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感佩其“仁者”风范与扶持后学的博大胸怀。
南京师范大学倪延年教授深入阐释了方汉奇“打深井”治学思想的深刻内涵，认为其与科学研究规律高度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姜飞表示，方汉奇个人的学术生命与中国新闻学科的成长历程紧密交融。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隋岩教授，感念他为中国新闻史学界培养了一支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回顾了方汉奇与上海的特殊缘分，指出当新闻传播事业面临变革与挑战时，大师的建树与品格如同灯塔，为后辈照亮前路、赋予定力。
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与学界代表、弟子代表等同切生日蛋糕，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张辉锋主持。
生活有学问
方汉奇的百岁人生，像一本从容摊开的生活之书，没有惊人的养生秘诀，只有朴素自洽的日常。他的作息四季不变：清晨六点多起床，午休到下午两点起来，夜晚十一二点入睡。
方汉奇即兴讲话。
早饭后，他习惯下楼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再从一楼信报箱取出当天的报纸，回到书房，开始一天的忙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这份“忙”，内容十分丰富：听广播、散步、翻阅几十份报刊、获取资讯、联系友人。他爱看电视，从《新闻联播》到各种剧，都看得饶有兴味。直到深夜，他仍手不释卷。正是这种对世界永不停歇的好奇，让他始终与时代同频。
说到健康，他认为自己是体育爱好者，至今保持一个纪录：从北大到西直门，骑自行车只要25分钟。
方汉奇在家中。
关于养生，他只有四个字：顺其自然。不讲究，不在乎，不生气，向前看，日子要豁达一点，别较真。2017年，他将所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百万元奖金全数捐出，设立“方汉奇基金”，回馈新闻教育。多年后，他这样回应：“变成有钱的人，人家就会说三道四，干脆把钱捐出去，就没人再说话了。”
这份淡泊与回馈，也体现在他对毕生所藏的态度上。研讨会的议程之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文献中心方汉奇藏书捐赠专区揭牌仪式。至今，方汉奇捐赠所藏图书达3045本。在刚刚出版的《百年求真——方汉奇自述》一书中，他这样描述赠书的初衷：“把这些书捐给学校、送给教学科研单位，等同于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是最合适的。既给大学增加了资料，给下一代学生留了他们需要的书，又给我家里腾出了一些空间，这不是‘多全其美’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文献中心方汉奇藏书捐赠专区揭牌。
桃李忆春风
这份“多全其美”的馈赠，在他百岁寿辰之际，添了一抹温暖的传承意味。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注意到，这几天，方汉奇先生身边簇拥最多的，是他数十年春风化雨滋养的桃李。
学生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尹韵公认为，方汉奇的贡献，首先在于学科开创之功，他重新接续了戈公振开辟的学术脉络，并发扬光大。其次是他树立了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和成长样本。历经风雨而始终向前，正因他不纠结小事、不计较细节、不困于恩怨。这份豁达通透的心态，支撑了他高质量的学术生命，也成就了他有品质的生活。尹韵公感慨：“活到百岁，有时比完成一篇论文、一部学术专著更难，何况是这样健健康康的100岁。”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感念方汉奇不仅是导师，更是给予终生指引的“大先生”。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在200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时担任副院长。她强调，北大、清华的新闻教育实践，与方汉奇的影响密不可分。两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初创与发展，都“浸润着先生的心血，也印证了先生学术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看来，方汉奇的开拓性工作，为新中国新闻学绘制了第一张“地图”，标注了这门学科的重心、脉络与坐标，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路径和参照。
《方汉奇传》作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刘泱育感叹，仁者既长寿，又健康，学习方先生，不妨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处入手，有意识地模仿，“即使仅为有益于自己的健康，其实就值得。有什么比健康还重要呢？”
学生们的记忆，充满具体而微的瞬间。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手：“他的手是弯弯曲曲的，都是长年累月做研究、写书撰稿留下来的痕迹，也是一种岁月的沉淀。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学者，要认认真真对待手中这一份事业，用一生的时光把工作做到极致。”
中国人民大学赵永华教授，2024年10月陪同方汉奇完成了去苏州故地重游的心愿。方汉奇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求学时，校址就在拙政园内，他对这片故地感情深厚。据他回忆，大学期间还曾选修过一门仅1学分的音乐课。那时学校没有专职音乐教师，特意从上海请来老师授课。令他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当时园内每个亭子里都摆放一架钢琴，满园琴声与江南秀色交织成画，成为他记忆中格外珍惜的一页。重访拙政园那天，他递过身份证，检票的工作人员一看，大为惊讶。赵永华对这种惊讶并不陌生。98岁时，方汉奇曾主动提出要学习使用打车软件。为了绑定支付账户，她和另一位学生陪老先生去银行开卡，当柜员得知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竟是为此而来，脸上也浮现出同样惊奇而钦佩的神色。尽管现在不被允许独自出行，但方汉奇已能基本掌握操作，并称“学会就能单飞了”。
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和尝试，同样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细节里。复旦大学蒋建国教授回忆，有一次他和几位上海的学生陪伴方汉奇先生近一周，临行那天清晨，见方老随身带的包鼓鼓囊囊，便打趣说负担太重，劝他少带些东西。方汉奇神秘地笑了笑：“里面的东西很值钱。”掏出来塞到蒋建国手中，原来是提前备好的一沓现金。方汉奇嘱咐他一定代自己请大家吃顿饭，感谢这几日的陪伴。推辞不过，他只好与同行的林溪声副教授商量，细心搭配、控制预算，既成全了老先生的请客之愿，又没让他花费过多。
史笔鉴真知
点滴片段，与方汉奇口中完整的人生轨迹，在《百年求真——方汉奇自述》中，拼贴出一幅更为生动的生命图景。百岁生日当天，方汉奇还出席了这本书的一场座谈会。
刚出版的《百年求真——方汉奇自述》。
作为此书采访与整理者之一，张明巍前后22次采访方汉奇，对后者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有深切感受。方汉奇早年采访过罗章龙、梁漱溟等大家，深知口述历史一要寻找经历丰富的“富矿”，二要严格印证核实材料。因此，尽管难免带有叙述者主观视角，但方汉奇一方面高度配合，另一方面尽力保持史家的训练与节制。正因如此，这些叙述得以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成为一份兼具史学厚度与生命温度的口述文本，不仅承载了方汉奇的个人微观史，也折射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社会变迁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另一名整理者党帅感触最深的是自己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特别提及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课程主任在一次中国同行研讨会上的一段发言。在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反复讨论个别英文单词的翻译后，他最终决定这样表述：口述历史讨论的内容属于过去，采访发生在当下，对其意义的阐释则指向未来。
方汉奇参加新书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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