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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三。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给朱棣呈上一份准备赦免的囚徒名单。
朱棣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见一个人的名字，就问了一句：
“缙犹在耶？”
解缙还活着吗？
仅凭文字记载，我们无法揣度朱棣口吐这几个字时的语气：是轻声感慨，还是重语责问？
但纪纲没有这个疑惑，他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对于朱棣的语气乃至意图的理解，毫无障碍。
纪纲回到监狱里，用酒把解缙灌醉，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
当天，城中大雪。
解缙，卒。时年47岁。离重获自由，仅隔着皇帝的匆匆一瞥。
命中劫数，终难消除，可悲可叹！
▲解缙，被誉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如果以长度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解缙不可能在历史上留名。但以厚度来标识生命的意义，解缙短短的一生，就是厚厚一本大书。
他出生在江西吉安府一个世宦家庭。少年时，就被人称为“才子”。后世将他与杨慎、徐渭合称“明朝三大才子”，这三人除了才气爆棚，命运也都颠沛流离，曲折离奇，恐吓着你。
唐伯虎：我为啥没入选“明朝三大才子”？
这哥仨：你还不够惨！
在解缙死后很多年，他当年的同僚好友杨士奇为他写墓志铭，追忆往事，说他七岁就能赋诗，还写得相当不赖，十岁日诵数千言，能终生不忘。
宋明时期，江西是科举强省。
洪武二十年（1387），18岁的解缙参加乡试，轻而易举拿下全省头名——解元。历史上有名的解元不多，唐伯虎算一个，解缙也算一个。
第二年，解缙一鼓作气，高中进士，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才气逼人+运气爆棚，人生的路太顺当，年少疏狂，奠定了解缙的生命底色。
20岁不到就步入仕途，而且是随侍皇帝左右。
老皇帝朱元璋一生杀伐无数，突然对青春的后备官僚力量颇多好感。一日把解缙召到身边，谈论时政，还鼓励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当天写成万言书，上呈朱元璋。
这篇著名的《大庖西封事》，大到朝廷用刑太苛、用人不当、聚敛无度，小到朱元璋应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洋洋洒洒都写到了。
后世史家大多认为，一个青年见习官员捡了皇帝一句话，就当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典型的官场幼稚病。后来解缙的命运沉浮，似乎在此时就写好了结局。
不过，史学家商传则认为，万言书中所述的建议，很多都是朱元璋正在做，或者考虑做的事情，很难想象这篇万言书不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意图而成。
事实可能是，朱元璋选择了一个初涉官场、不谙世故的青年官员，作为政策推动的一个切入口，作为针砭时弊的一个典型。
解缙当然被蒙在鼓里。他毕生的人格理想，就是做帝王师，因而热情高涨，完全凭借才气推动文章的写作，当天就交了差。
朱元璋很满意，夸他有才。
人一旦受到正向激励，就会大着胆子一直往前冲，全然忘记评估前路的安危。此后不久，解缙又呈上精雕细琢的《太平十策》。
解缙的疏狂之气，是在此时才逐渐激发出来的。指点江山，运筹帷幄，仿佛就在自己的尺寸纸笔之间。他把帝国的治理和官场的应付，想得太简单了。
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显然没有重温本朝政界往事。十多年前，一个叫叶伯巨的官员，上了《万言书》，提及“封藩太侈”，朱元璋大怒，说他居心不良，故意离间皇家亲情。结果，叶伯巨被逮捕下狱，活活饿死。
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提到明初分封诸王的隐患。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预言；但从政治上看，这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这次算他命大。《太平十策》遇冷，帝王无情，朱元璋陡然不满，但蕴于心，还未表现出来。
帝国官场也都把解缙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
真正让朱元璋对解缙失去耐心的是，老皇帝突然意识到，规规矩矩、模式化的官僚群体中，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刺头式的官员。
他仗义疏狂，以笔为剑，硬是把官场变成了江湖。
解缙凭借自己过硬的笔头和一腔热血，在朝廷中代人写辩词诉状，俨然是一个侠客。
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案发，被杀。这个案子牵连达1.5万人，是洪武朝的重大案。洪武二十三（1390），韩国公李善长被迫自杀。
解缙站出来，替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辩冤的奏疏。文章恣意汪洋，精彩绝伦，不愧为大明第一才子的手笔。据说连怒火中烧的朱元璋，都不自觉地重读一遍。
“窃见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皆被宠荣，人臣之分极矣，志愿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贵无以复加矣。若谓其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佐胡惟庸，成事亦不过功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岂复有加于今日之富贵者乎？且善长岂不知天命之不可幸求，取天下于百战而难危也矣！”
道理说得再明白不过：早已位极人臣的李善长，除非篡位自立，绝无可能辅佐胡惟庸谋乱的理由。
奏疏接着说，李善长已经死了，只希望陛下警戒于将来。现在天下人都说“功如李善长，尚且如此”，我怕四方人心因此瓦解啊。
这样直白而直戳痛点的警告，简直大胆。
解缙说，我也知道“言出而祸必随之，然耻立于圣朝，而无谏诤之士”。表达了赴汤蹈火、死而无憾的决心。
尽管措辞猛烈，解缙并不忌讳别人知道自己代笔的事，所以朱元璋很快知道，这把“匕首”是解缙递出去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解缙撰文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事。
袁泰依仗权势，多行不法，大家心怀愤恨，但各有畏惧，敢怒不敢言。只有解缙嫉恶如仇，大义凛然，挥笔而就，把袁泰的罪与罚写得入木三分，“天地不容，人神共怒”。
朱元璋显然已对朝廷上出现的这名“侠士”非常不满，他全然不理会解缙的奏疏，不仅宽宥了袁泰，而且指责解缙缺乏涵养。
不久，解缙的父亲解开入京觐见朱元璋。朱元璋说，把你儿子带回家，让他继续读书，十年后，大器晚成，大用未晚也。
换句话说，皇帝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把耿直硬气的解缙解雇了。
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离解缙入仕不过三年多。
解缙后来反思他第一次入仕，从高点到低谷，都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屈膝，太狂太傲，导致诽谤污蔑不断。
22岁，意气风发、睥睨一切的年纪。一肚子学问的有为青年解缙，却只能遵照最高指示，跟着父亲返乡回炉，接受再教育。
乡居生活唯有诗书相伴，胸中郁闷无处言说。
时间一晃就是七八年。解缙再次回到历史的聚光灯下，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听闻消息，解缙立即赶往南京。他的悲伤，或许不在于朱元璋的去世，而在于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诺言，如今一同被埋葬了。
解缙此次入朝的结果，十分不幸。
朝廷上，大家都记着朱元璋打发解缙返乡的时限是十年。现在十年未到，解缙冠带来朝，于是有人弹劾他违背遗诏，不仅如此，还对他的家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说他母亲死了没下葬，父亲九十高龄，他竟然跑到京城来要官？
蛰居八年的解缙，当当当当，甫一亮相，灯就全灭了，一下子被树立为不忠不孝的双面典型。
这心情，真是丧到家了。
新君建文帝对他的处分传达下来了，将他贬到陕西临洮的河州卫，充当普通吏员。这么鬼远的贬谪，几乎跟充军无异。
年近三十，解缙更感人生悲戚。他再次反思自己，觉得平生为自己的名声所累，为自己的骄傲埋单，遂在诗中感叹道：
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
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
八年之间，连栽两次大跟头，解缙对人生信条有所怀疑。
西北苦寒，郁闷的他很快就病倒了。无奈之中，他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求助。
这封信言辞凄苦，足以感动朝野。特别是在信的开头，解缙结合建文帝削藩的时事热点，说他当年就数次上万言书，提出分封诸王可能重演汉初七国之乱，但没人听，现在不幸真被言中了。
解缙提起这事儿，等于向朝廷表态，他不仅是新皇帝削藩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而且早就发出过预警。
很多人说，才子往往命途多舛，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不懂官场潜规则，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是他们不懂，是他们不屑罢了。只要他们愿意折尽傲骨，洗却傲气，他们不会混得比人精差。
解缙的信，打动了董伦。董伦向建文帝推荐了解缙，解缙随即被召回京城。
但解缙并不受重用，在建文朝几年，始终是一个品级最低的小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还有太多的士气与侠气，尽管在家八年，尽管被贬边区，尽管人到中年，仍未改造彻底。这导致他与当时整个官场的氛围格格不入。
因此，终建文一朝，解缙郁闷地失声了，成为历史中的静默者。
直到朱棣夺了侄子的帝位，政治变革，解缙才避免了被历史红尘埋没的命运。
靖难之变是明初政治最大的一轮洗牌。站队，是帝国每个官员必须做出的抉择，而站队的结果往往关乎生死。
最典型的是株连十族都不惧的方孝孺。
朱棣要建文朝的文胆方孝孺，替他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誓死不从，杀身成仁，成为建文朝尽忠的典范。
而在建文朝颇受冷遇的解缙，则跟着一些翰林院官员，主动迎附新主。
很多人常以方、解的抉择作对比，来观照当时最著名的两个才子的人品高低。一些史料甚至说，解缙在决定投奔朱棣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友人家中慷慨陈词，誓与旧主共存亡。这些极有可能是为了强调解缙是一条可恶的变色龙而编排出来的故事，未必可信。
变局之中，解缙没有选择方孝孺的道路，显然难逃中年油腻的苛责。但应该注意到，一生孤傲清高的解缙，为何突然变得油腻了呢？
这与他在建文朝长期坐冷板凳不无关系。
方孝孺死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本就是建文帝的近臣。而解缙却明显不甘心，如果让他以死去蹭建文帝落难的热点，估计他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你算哪根葱，也配死忠吗？
在大明第一家族内部的权力转移中，解缙毫无负罪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
他唯一需要掩饰的是，在洪武朝、建文朝极力鼓吹的“分封肇祸”的预言，到永乐朝已然变成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这时，他闭口不再提当初预言的先验性。
朱棣嗜杀，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其以追究奸党之名大肆屠戮旧朝官员的时候，解缙却一路升迁，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若活在这个年代，估计人生得意的解缙，忍不住要唱一句“野百合也有春天”吧？
根据史学家商传的考证，当时与解缙一起组团欢迎朱棣入主南京的官员们，地位大都在解缙之上，但都未能得到解缙一般神速的升迁。
其他官员基本只官升一级，只有解缙像是坐了直升机，一下子由从九品的翰林待诏，超升为正六品侍读。
解缙到底对朱棣施了什么魔法，以至于这名杀人不眨眼的新帝，非要为其官升八级才能表达他的宠爱？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商传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解缙为朱棣草拟了《登极诏》。
对，就是方孝孺宁死不从的《登极诏》。
解缙的友人后来在追忆时，都说朱棣入嗣大位之初，所有朝廷的重大公告和重要讲话，都出自解缙的手笔。
虽然没直接提及《登极诏》（想来是因为方孝孺的抵抗事迹，使得后继者草拟《登极诏》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份奠定朱棣上位正当性的重要文献，举朝望去，恐怕唯有解缙有能力执笔驾驭了。
《登极诏》如此解释朱棣取代朱允炆的位置：朱棣援引“祖训”，起兵靖难清君侧，欲效仿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哪知道攻到南京，建文君已自焚而死。无奈之下，迫于众议，推辞再三，只好勉强即位。
朱棣对这个解释，相当满意。此后整整五年，都把才气逼人的解缙当成宝，宠上天。
解缙“阴差阳错”地成为明朝第一个阁臣，是朱棣最受信任的近臣。
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解缙的受信任程度：继位之初，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检阅建文朝时臣僚所上的上千件奏疏，并明确指示，除涉及帝国经济数据有用的留下，其他有关靖难、削藩等事的一概焚毁。
其中，应该就有解缙当年所上的削藩建议书。朱棣此举，表明了他对解缙的绝对信任，不算旧账。
才子能获得重用，终归还是因为有才。
解缙在永乐朝的主要工作，大概相当于宣传部长+文化部长。
一个是重修《太祖实录》，这套建文朝修撰的官方文献，涉及靖难之变的全部内容，需要重新删削美化，你懂的。这其中，解缙的“生花妙笔”不能少。
另一个是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盛世修史编书，这事是解缙的长项，他也愿意做。
从当时的历史看，解缙避免不了成为皇权宣传文治、粉饰太平的工具的文人宿命。
然而，他要是这么老老实实地藏起性格的棱角，余生平平稳稳做个油腻官员，等着光荣退休，也是一种现实的活法。
解缙偏不。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时常让人不得不信。
一直以来，解缙是有帝王师情结的。
立储，是王朝政治的头等大事，历史上有许多立不好储君导致权力内斗乃至颠覆的教训。解缙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不希望看到悲剧重演。因此，他主动介入并干预立储之争。
恰恰在这件事上，再次暴露了文人才子的傻白甜。
历来储位之争是最敏感的政治议题，哪怕是皇帝再亲近的大臣，都避之唯恐不及，纷纷以皇帝家事为由，避免牵涉其中。
解缙不可能不知道触及这类政治议题的危险性，但他不能坐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帝国生变，于是果断扑了上去。
朱棣喜欢在靖难之变中征战有功的二子朱高煦，不喜欢身体肥胖、性格柔仁的长子朱高炽。解缙却在多个场合向朱棣委婉进言，说服其早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
一次，朱棣私下问他对储君之事怎么看。解缙没有回避，也没有玩文字游戏，直接答：“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他看出朱棣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接着说：“好圣孙。”意思是，虽然您认为朱高炽一般般，但他有个好儿子，也就是您的长孙朱瞻基，让朱高炽继位，朱瞻基将来才能接棒当皇帝。
据说，朱棣因此才最终定下了储君。
但多嘴多舌的解缙，显然也因此得罪了储位旁落的朱高煦。
朱高煦屡次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的坏话。或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朱棣明知是朱高煦的构陷之辞，还是逐渐疏远了解缙。
解缙劝谏，要朱棣注意约束朱高煦。朱棣怒喝，说解缙是“离间骨肉”。最终，朱高煦造谣解缙将储位之争泄露到了外廷，朱棣遂将解缙贬谪到了广西。
这是永乐五年（1407）春天的事。解缙的好日子，自此到头。
厄运却仅仅开了头。
随后，解缙又从广西被贬到了更远的交趾（今越南北部）。
到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朱棣恰好带兵北征，不在京师。解缙就谒见了太子朱高炽，然后返回交趾。
朱高煦得知此事，向朱棣报告说，解缙故意在皇帝外出的时候私自见了太子。言外之意，太子和解缙或有不轨图谋。
朱高煦这招够阴狠，想一箭双雕。
结果，解缙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次年被逮捕入狱。
在解缙遭遇贬谪、下狱的时候，朝中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一个原因可能是，永乐朝的嗜杀氛围，吓坏了官员们，他们都没有解缙的胆气，自然也不敢出来多管闲事。特别是涉及皇帝家事，大家都知道里面水太深，宁愿三缄其口保平安。另一个原因则是，解缙平时放荡不羁，喜欢臧否朝中同僚，无所顾忌，从而得罪了很多重臣，这些人不仅不会帮他说话，还在关键时刻对他落井下石。
在杨士奇笔下，解缙却是一个人缘颇佳的侠义书生：
“平生重义轻利，遇人忧患疾苦，辄隐于心，尽意为之。笃于旧故及名贤世家后裔，而襟宇阔略，不屑细故，表里洞达，绝无崖岸，虽野夫稚子，皆乐亲之。”
或许解缙这种人的性格就是这样，跟他交集不多的人会很喜欢他，但与他同朝为官的人，难免对他的才华与疏狂产生忌恨。
没有任何一种性格，可以避免得罪任何人。解缙才不会为了落难时有一双手伸出来，去强迫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他视李白为偶像，在为人、作诗等方面，处处从李白身上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非寻常流宕人，等闲不遇闲悲辛。
读书学得万人敌，直将富贵轻埃尘。
看，这样一股粪土荣华富贵的气魄，不失为李白附体。
可惜，解缙所处的时代，对士人个性的扼杀，要比李白身处的唐代猛烈得多。李白在唐代很容易找到朋友拼酒，解缙在明代却难觅知音。
他在一片整肃的官僚中，那么特异独行，那么凤毛麟角。
李白式的名士风度，压根儿就不是明初政治的产物。只能说，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凡鸟，但也为自由和天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永乐九年（1411）六月起，解缙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狱中生活。直到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朱棣最后一次提起他的名字，全然不顾旧时恩宠，或许还满含恨意。
最是无情帝王心。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心领神会，回到监狱里，用酒把解缙灌醉，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
当天，城中大雪。
解缙，卒。时年47岁。离重获自由，仅隔着皇帝的匆匆一瞥与随口一问。
他原本是作为准备赦免的囚犯，被提名上去的。可堪造化弄人。
解缙或许已无数次在脑海中构想了自己的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李白式”的结局，他一定觉得死得其所：
学士不须笑我俦，磊落与尔同千秋。——解缙《采石吊李太白》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商传：《论解缙》，《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
3.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
4.陈冬根：《试论明初才子解缙的创作》，《文化学刊》，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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